耿耿不寐——《诗经·邶风·柏舟》#

假设一个人出门前已经检查过门锁。他看见锁舌扣上，拉过门把，走到楼下，却又觉得刚才那一下似乎不够确实。他回去再拉一次。这次终于放心了；但走出小区，另一个疑问接上来：刚才拉门把时，我真的注意到了吗？后来，他不再总是折返，只在脑中重放关门的过程。身体向前走，心思仍留在门口。

检查本来有一个清楚的用途：确认门关好了。现在，它渐渐承担起另一件事——保证自己没有疏漏，而且不会因疏漏而成为一个不可原谅的人。第一件事可以用有限的证据回答；第二件事要求这一遍检查替未来作保。于是，检查所得的安心是真的，安心的短暂也是真的。下一遍仍被寄望于给他一个终于可以停下的理由。

这两种检查未必能从动作外观分开。谨慎的人会复查，工作也确实有复核的需要；区别要看现实上还缺什么信息，检查能否依事情的要求结束，以及它在生活中占据了怎样的位置。现代临床所说的强迫行为也包括心理仪式，例如默念、计数和反复在心中复核。它们可能暂时减轻不安，却不断占用时间、妨碍生活；这仍不足以让旁观者凭一个动作诊断一个人。¹

身体也会卷进来。焦虑可以伴随肌肉紧张、疲惫、头痛或胃部不适。一个可能的维持环节是：不适使人更加留意身体，留意时又不断判断是否恶化，警觉便难以退下；暂时的变化被当作下一次检查的理由。真实的不适和对不适的解释在这里互相牵动。所谓“躯体化”若还有解释作用，就不能只剩一句“你想太多了”。身体没有因为心理因素参与其中便变成假的；同样，发现了这类循环，也不能反推最初的不适一定由焦虑引起。持续、加重或妨碍生活的身体症状仍需要适当的医学评估。²

《柏舟》说“耿耿不寐，如有隐忧”。“隐”并不意味着忧愁不真，而是它未必已成为一个能说清、能处置的对象。诗中还有求告不得、难以据依的处境。本文借这一句进入焦虑的经验，再追问：一个人怎样安顿危险，又怎样被自己的安顿办法困住？³

弗洛伊德的焦虑理论曾经改变。在《抑制、症状与焦虑》中，他修订了此前把焦虑主要看作受压抑的力比多之转化的解释，将一部分焦虑理解为自我发出的危险信号：自我预感某种处境可能使自己重新陷入无助，于是发动防御。他同时保留另一种情形——刺激或兴奋超过了主体能够处理的程度，焦虑在这种无助中发生。预警与被淹没因而有别，不能只用“怕一件坏事”概括。⁴

这一改变使症状取得了更复杂的位置。人可能为了避免冲突而限制某项功能，这是弗洛伊德所讨论的“抑制”；也可能形成一种替代性的安排，使被压下的冲动经过变形获得某种满足，同时付出受苦的代价。症状因此既呈现冲突，也参与处理冲突。一个仪式有时把难以承受的危险收束为可以依次完成的动作，但动作又逐渐扩张，侵占工作、交往和休息。撤销一个症状，可能先使它原来约束的不安显露出来；继续维持它，生活又会越来越窄。

这解释了“明知道没有用，为什么还在做”何以不只是知识不足。所谓没有用，往往指它没有改变现实结果；它却可能一直在执行另一项任务，维持一种尚可忍受的关系。要理解这项任务，就得再问：门锁为什么不再只是门锁？一次疏漏又怎样有了判决整个人的分量？

凡外重者内拙——《庄子·达生》#

《达生》写同样的技巧，赌注从瓦变为贵重之物，人的表现便不同了。“其巧一也，而有所矜”，因此说“凡外重者内拙”。这里首先有真实的轻重：损失一块瓦，与失去足以影响生计的财物，并不相同。现实的后果不能被一句“不必在意评价”勾销。职位、收入、照料他人的能力、所属群体的接纳，都可能系于一次判断。⁵

然而，现实得失也会接上另一层问题：如果我失去它，我还是什么人？我还值得被爱吗？我是否辜负了别人眼中的那个自己？一个局部结果由此不再只改变后续选择，还仿佛揭穿了从前的全部努力。焦虑的分量增加了，因为等待裁定的除了事情，还有一个人在关系中的位置。

拉康用“他者”讨论这层关系。具体的老师、父母、伴侣、机构当然会评价我们；但他者不只是这些人的合称。语言先于个人而存在，什么算负责、成功、可耻，怎样才是合格的学生、可靠的伴侣，都需要借助已有的称谓和标准才能表达。人也会把这些标准的某个位置，想象为能够最终裁定“我究竟是谁”的地方。某位权威可以占据这个位置，却没有哪一个人的意见能够穷尽它。

因此，即使眼前无人责备，审问仍可以继续。人会预先替别人提出异议，替尚未出现的听众解释自己，甚至觉得他人的宽慰只是尚未知道真相。这里有真实关系留下的痕迹，也有主体自己的解释和期待。追溯这两者怎样接合，比立刻替内在指责指定一个现实中的发话者，更能说明问题。

“他想要我怎样？”在拉康这里会进一步成为“我在他的欲望中是什么？”前一个问题似乎可以由一项要求回答，后一个问题则更难结束。满足要求，也未必能保证自己取得了所期望的位置。一个孩子可以把每件事做好，仍不知道自己是被爱着，还是仅仅在替别人证明成功；一个成年人也可能获得承认，却继续怀疑，别人承认的究竟是自己，还是某个随时可以换人承担的功能。这是关于欲望的提问，不等于断言对方确实如此看待他。

欲望之所以不能被一张需求清单填满，正在于它涉及主体怎样在语言和关系中存在。拉康把“对象 a”称为欲望之因，要区别于欲望明指的目标。某件奖品、某个人、某项成就可以成为追求的对象；a 则指向主体在他者的场域中构成时留下的余项：它不能被关于自我的完整形象吸收，却持续牵动欲望。因而，我们得以追问，一个目标究竟凭什么获得这种吸引力，以及得到它之后为何仍有某种东西没有被结清。a 不是奖品的别名，也不只是在说人总不知足。⁶

自我形象则提供另一种支撑。我借“认真”“有用”“值得信赖”等形象认出自己，也借想象中的目光检验它们。形象使生活获得连贯性，但它无法替主体包办全部欲望。当人必须时刻维持一个毫无裂缝的形象，任何不能被纳入其中的冲动、依赖和偶然，都可能变得难以容忍。于是，外在要求和自我审问相互加强：我不仅要完成事情，还要保证自己从未有过不合这个形象的部分。

由此可以进入拉康那句拗口的“匮乏的匮乏”。在第十卷中，拉康关心的是原本容许缺席、距离与欲望活动的地方，被一种过度逼近的在场占满。要求从不退去，一切言行都立即被解释，主体没有片刻可以不回答“你究竟是什么”。令人不安的，可能恰恰是对方太确定了：他已替我说明全部，只等我履行。⁶

用这条线索看日常处境，等待可能成为焦虑的场所，清楚的命令同样可能成为焦虑的场所。关键要看其中发生了什么关系变化。一个评价若仍是对一件工作的判断，人尚可回应、修改，或承受它的后果；一旦它被赋予揭示整个人真相的权力，生活便容易挤向同一个裁决。此时反复推演的任务，也可能从理解事情变为提前取得那个最终判词。

与接为构，日以心斗——《庄子·齐物论》#

《齐物论》写“与接为构，日以心斗”，把日日交接与心中的争执接在一起。精神分析会继续追问：这场争执怎样组织起来，又替欲望保留了什么？⁵

先看一种假设的安排。一个人说，等我彻底弄清自己的动机，排除对别人的伤害，确认未来不会后悔，我就去做想做的事。每一项考虑单独看都有道理，合起来却构成一个永远不能完成的前提。行动被许可，但许可只在不可能到来的时刻生效。知识越来越多，行动仍在后面；欲望因而既被保存，又不必承担实现时必然出现的有限性。

这可以帮助理解拉康对强迫性神经症中“不可能的欲望”的讨论。这里的“不可能”不只是外部障碍很多，也涉及主体怎样安排条件，使自己在欲望面前保持距离。事情可以永远有下一项准备，认可可以永远差最后一道手续，真正的决定则交给一个迟迟不宣布许可的他者。现实中确有不能行动的限制；分析要辨认的是，在这些限制之上，是否又增加了一项无人能够兑现的保证。⁷

反复思考在其中可以承担不同的工作。有的思考产生新证据，改变判断；有的则希望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在心理上撤销，仿佛只要重走一遍正确的推理，那一次失误就不再发生。还有的思考把一个念头与它牵连的情感、关系切开，使人能够不断谈论而不必遭遇其分量。弗洛伊德在分析强迫症状时，分别讨论过撤销与隔离这些操作。理解它们，需要看思考怎样使用材料，不能把抽象思维本身视作病因。⁴

在这类安排中，他者也没有真正消失。一个人可以声称自己只凭逻辑判断，却仍然要求某个绝对无误的权威保证逻辑已经完成。他甚至可以事事替别人着想，同时把别人实际的欲望排除在外：我已算清怎样对你好，你只须在我设定的位置上接受。只要对方真的提出难以预先安排的需要，原有秩序便可能遭到扰动。表面上无须他人，关系却仍以他人留在指定位置为条件。

癔症所提出的问题有所不同。历史上的这个名称经常带着对女性身体和言说的偏见；在拉康讨论的神经症结构中，它不能被还原为女性特质、装病或情绪激烈。其欲望安排的一条重要线索，是不断向他者索取关于自己的回答，又使回答显出不足：你说我是什么，究竟凭什么？你给我的东西，真的就是我所要的吗？⁸

这使“不满足的欲望”取得了一种积极的维持作用。若他者给出的某个东西足以把主体完全定义，欲望便仿佛只剩履行这个定义。让回答仍有缺口，便保留了继续追问的位置。然而，主体也可能因此持续依赖那个被质问的权威：他必须有答案，又必须没有最后的答案。得到什么都不能结束的问题，会使实际的关系一再承受失望。

这两种安排不能做成互不相交的两栏。拉康在第五卷已经说到，强迫者和癔症者同样需要在要求之外维持不满足的欲望；到第八卷，他又用不满足与不可能来辨认不同的维持方式。二者的侧重有别，临床上仍需要考察主体怎样反复组织与他者的关系；拖延、质问或身体症状本身不足以确定结构。⁷

还须区别另一层“癔症”。在第十七卷的话语理论中，主体对掌握答案的位置发出质问，会迫使知识生产出来；拉康也讨论分析条件下话语的癔症化。这提供了理解某种言说关系的办法：受到自身裂隙推动的人，向权威索取能够回答自身问题的知识。它与长期临床结构不是同一个尺度。一次有力的质问可以改变对话的位置，而不因此证明提问者属于某种诊断；社会批判也不能被一个病名取消。⁹

如果症状可以保护距离、保存欲望、安排与他者的关系，为何当事人仍如此受苦？因为这些功能未必服从其自觉的幸福目标。拉康以“享乐”讨论某种超出舒适与愉快的满足，症状也不能仅仅被理解为等待别人读懂的信息。这个词最容易被滥用的地方，是从“症状中有满足”跳到“你其实喜欢受苦”。无意识的满足、有意识的愿望和一次仪式后的缓解，属于不同的解释层次。指认它们的差异，是为了说明人为何受困，不是替责备找一个更玄奥的名称。¹⁰

以上几种安排仍在维持某种关系：等候许可、追索回答、保全形象。可关系也会失去，欲望依托的人或位置也会离开。到了这里，只谈预防危险就不够了。人还必须面对，已经失去的东西怎样继续活在自己里面。

情随事迁，感慨系之矣——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#

《兰亭集序》从宴集之乐写到事过境迁，并不以通达之名抹去痛惜。后文对“一死生”“齐彭殇”的反驳，也保留着生命长短、相聚与死亡的切身分量。哀伤可以说明一段关系曾经重要；要求人尽快不再难过，有时只是要求那段关系不要继续打扰旁观者。¹¹

弗洛伊德在《抑制、症状与焦虑》附录中，尝试区别失去对象的危险、实际丧失所带来的痛，以及哀悼所承担的工作。这三者可以相互牵连，却不宜排成简单的时间表。人可以在对象尚在时害怕失去，也可能在丧失后继续害怕新的危险；知道某个人已经离开，并不等于与他相连的期待、习惯和心理投入已经一并退去。⁴

《哀悼与忧郁》所说的哀悼工作，包含这样的困难：现实要求承认对象不再以原来的方式存在，而许多具体的联结仍将人带回对象。一个计划、一条走过的路、一句没有说完的话，都可能使丧失重新变得切近。这里的逐渐脱离，不宜理解为必须忘掉对方，或者马上找到替代者。需要改变的是投入的方式，使生活能够在丧失已经发生的条件下重新取得联系。¹²

忧郁则使弗洛伊德注意到另一种变化。受损的不只是世界的吸引力，还有自我本身的价值。当事人的责难可以无限扩展：这一件事没有做好，说明我一向如此；别人曾经认可我，只因他们没有看清。具体事实似乎不断被搜集，但结论早已超出任何事实能够支持的范围。一个可以承担的责任，变成整个人永无翻案可能的罪状。

弗洛伊德借认同和矛盾情感解释其中一种机制。人对重要对象未必只有爱，也可能有愤怒、失望、依赖与怨恨。失去对象之后，关系不一定就此结束；对象可以通过认同被安置到自我之中，原来朝向对象的责难也随之转向自我。因而，一些自我指控若只按表面字义理解，会遗漏它仍在延续的关系冲突。主体在责备自己时，也可能在向一个已经内在化的对象发难。¹²

这比“自尊低”多辨出了一层关系，却不能反过来成为万能破译法。并非每一次自责都是对别人的怨恨；一个人也确实可能需要承认并修补自己的行为。区别在于，责难是否仍能指向具体事情、容纳证据和补救，还是不断把任何事情归结为“我整个人都不配”。责任能够指向下一步行动；全盘否定往往取消行动的资格，随后又把无力行动当作新罪证。

现代临床意义的抑郁，也不能与弗洛伊德这篇论文中的忧郁直接重合。持续低落、兴趣减退、精力及其他功能变化，需要结合时间、程度和整体处境评估。某种丧失和认同的解释可能对个体有启发，但它并未穷尽所有抑郁的形成条件。本文关注的，是自我如何成为一种苛刻关系的承受者；疾病的识别与照护还需要自己的知识与工作。¹³

正因为如此，拉康《电视》中的一段话不能绕过去。他谈到被称作抑郁的悲伤时，使用了“道德过失”“道德怯懦”这样的措辞，并将其联系到思想的责任、无意识和“说得好”的伦理。其问题并非日常意义上有没有上进心，而涉及主体怎样面对自己在言说中的位置。但原文的道德强度也确实存在，不能经解释便悄悄变成一句温和的安慰。¹⁴

这里需要作出判断：即使一种伦理分析在特定分析关系中能够追问主体的退却，把它直接用于一般抑郁者，仍会抹去症状、处境与能力的区别，并把受苦转成失德的证据。拉康派内部也有这种辨析。塞尔日·科泰（Serge Cottet）在讨论这一段时，追问是否一切悲伤都等于道德怯懦、一切精神痛苦都应归为享乐，并区分哀悼的痛与不愿知道的立场。我们没有理由把这些差别重新压平。¹⁵

分析可以追问一个人怎样参与自己的困境，却需要保留参与的具体方式与实际能力。一句“你应当承担自己的欲望”，若不说明此刻能够承担什么、有哪些支持，就很容易加入原有的审判。理论越锋利，越应看清它刺向的是一种关系，还是已经无力承受的人。

犹有所待者也——《庄子·逍遥游》#

如果苛刻的自我审问使人受困，那么审问骤然消退、行动突然涌出，是否便意味着自由？躁狂使这个推论遇到困难。

在《哀悼与忧郁》中，弗洛伊德尝试从心理能量的束缚与释放理解躁狂中的胜利感。他随即提出了会使解释受阻的问题：普通哀悼结束，为什么未必伴随这样的胜利？有些强迫性的丧失后自责得到缓解，为什么也不因此转入躁狂？解除负担这个说法指出了一种关系，却不足以独自说明躁狂的发生。原文保留着这个未完成处。¹²

到《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》，他转而讨论自我与自我理想的关系。理想可以成为评判自我的位置，两者的分离和张力使责难成为可能；他提出躁狂中两者合并的命题，借此解释禁制与自责的减退。但他仍承认，周期性变化的基础以及某些忧郁转入躁狂的机制尚不清楚，也说明并非所有忧郁都如此变化。一个有启发的理论命题，不等于其所有环节已经得到解释。¹⁶

拉康在第十卷最后一讲使用了另一套关系。他区别对象 a 与自我形象，并以 a 的“非功能”讨论躁狂：主体失去某种压舱作用，被卷入能指链的无尽换喻。这里的 a 不能被翻译为“别人给我的评价”，其非功能也不能被翻译为“我终于不在乎别人”。这段论述关心的是一种联结不能发挥作用之后，主体怎样被接连涌出的指向带走。¹⁷

两种理论并没有因此拼成同一个医学机制。它们使一个更广泛的判断受到检验：限制少了，行动就一定更属于自己吗？活动增多，也可能意味着更难停止；自我怀疑减退，也可能同时失去修订判断的余地。若用兴奋、速度和确信程度衡量自由，便很难区分能够行动与停不下来。

现代临床所说的躁狂，涉及相对平常显著改变的情绪、精力与活动，并可能伴随睡眠需要减少、思维或言语加速、判断与生活功能受损。高兴、灵感充沛或偶尔少睡一晚，并不各自等于躁狂；同样，也不应因为这种状态看起来振奋，就将它当作抑郁好转的成功标志。¹⁸

《逍遥游》写列子御风，仍说“犹有所待者也”。原文讨论依待及逍遥的层次，本文借它追问：解除了一种限制之后，活动仍靠什么成立？本文愿意据此将自由说得具体一些：一个人能发起行动，也能停顿、改变主意、接受他人的回应，并对后果作有限而真实的承担。这种能力依靠身体、关系与环境的支持，不以全无依赖为条件。⁵

但人们想成为的那个自由、快乐、有能力的自己，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。理想有来处，责难有词汇，胜利也要在某种尺度上成立。讨论因此还须走出个体内部，去看这些尺度怎样成为生活的要求。

人之多言，亦可畏也——《诗经·郑风·将仲子》#

《将仲子》里，怀人之情与对父母、诸兄、人言的畏惧同时存在。关系本身就不只是一项愿望：靠近一个人，也会置身另一些人的言说与要求之中。谁能同谁交往，怎样才算不负责任，何种生活值得羡慕，都有公开和不公开的规定。³

《何为抑郁，怎样不抑郁》这则哲学讲解，提供了一条值得进一步展开的思路：要求人快乐，并不总是给予他自由。快乐可以变成任务，情绪成为需要提交的成绩。人已经完成工作，仍觉得自己应当热爱工作；已经维持交往，还须证明交往使自己充实。连疲倦都需要通过审查，只有被承认为“值得的疲倦”，才能安心休息。¹⁹

命令也可能转成反面。面对“你必须快乐”，一个人坚持自己绝不能轻易快乐，以免显得浅薄、受骗或不够清醒。表面上，他拒绝了原来的价值；实际的生活却仍在向它作答。每一次愉快都要证明没有背叛自己，每一次低落又证明自己比别人看得透。反抗若只能由被反抗的要求来定义，那个要求便仍然组织着一天的心情。

还有一种反抗，是终于战胜脑中的评判者。我会证明自己比它预计的更强，取得足以让所有质疑沉默的结果。这种奋斗当然可能带来实际成就；问题在于，若胜利仍须由那个位置认可，评判便不会因一次成功自动终结。标准可以提高，功劳可以重算，下一次失败又足以取消上一场胜利。人在竞争中不断得到临时赦免，却从未取得修改审判规则的资格。

这条分析的力量，在于它把一些看似相反的姿态放回同一关系中考察。它也使“可以”与“必须”的区别变得具体。可以快乐，包含此刻不快乐也不必另负一层罪责；可以追求成就，包含对代价作判断、改变目标、拒绝某项竞争的余地。若只把“必须快乐”换成“必须学会允许自己”，新的要求仍可能接手原来的位置。¹⁹

这些变化不能全在心里完成。一个人能否拒绝加班，取决于工作规则、收入和可选择的去处；能否暂时休息，也取决于照料负担由谁承担。知道评价并不完美，未必能使评价失去分配机会的权力。把现实的制约全部解释成“你太在乎”，便会让个人替整个关系承担修改的责任。

《祝福》把这层困难写得极清楚。祥林嫂再到鲁家做工，四叔规定祭祀时不能让她沾手，四婶在实际准备中拦住她。后来，柳妈向她描述死后的惩罚，又提出捐门槛的办法；庙祝起初不允，最终给出价钱。她积下工钱，付了钱，回来时一度神气舒畅。到了冬至祭祖，她试着去拿酒杯和筷子，四婶却再次制止。²⁰

这几个人各自施加着不同的影响：柳妈指出抵罪的办法，庙祝决定捐献的价钱，鲁家掌握祭祀参与的资格。一处认可的办法，并未在另一处取得效力。祥林嫂照着办法做了，接纳却没有随之而来。她暂时的安心并非毫无来由；她相信一项补救能够改变自己的处境。后来打击她的，也不只是心中的想法，而是补救在另一处关系中不被承认。

因此，只问她为什么如此相信，尚未问完。还要问，谁规定了她的过错，谁可以说过错已被抵偿，谁实际控制她能否参与生活。小说使心理解释遭遇具体的门槛：当别人的排斥仍在执行，再好的自我解释也不能替代接纳。小说把不同动作和权力怎样接连作用于一个人，写成了可辨认的过程。

从这里进入实践，任务便不只是战胜一个内在声音。有些工作发生在行为中，有些发生在可被说出的关系里，还有些需要修改分工、评价和资源安排。哲学讲解中关于摆脱胜败逻辑、改变要求来源的思考，可以帮助提出这些问题；一旦把政治参与、纯粹否定或某种思想领悟说成所有精神痛苦的出路，又会抹去人与人不同的需要。对现实的批判若不容许疲倦者休息，便可能继续执行它原本想反对的命令。

善刀而藏之——《庄子·养生主》#

现在回到门口。那个人已经检查过，仍觉得需要再查。分析可以帮助分开几件事：这一遍还可能得到什么新信息？他最怕的后果是什么？他期待检查给出的，是关于门锁的判断，还是关于自己永远不会失责的保证？这些问题指向不同的工作，也不必每一次都在当事人最焦虑时全部追问。

新的信息确实存在时，应当允许核查，也允许据此修正判断。若每一遍都只是重新要求同一项绝对保证，继续提供保证可能使下一遍更不可缺少。一个可尝试改变的方向，是让行动逐渐能够依有限证据和现实责任结束，同时学习承受没有彻底消失的不安。它需要实际的变化，不能只靠懂得一句“世界没有绝对确定性”。

对达到临床程度的强迫问题，这也是专业照护有具体工作的地方。认知行为治疗中的暴露与反应预防，已有治疗强迫症的依据；它涉及逐步接触引起不安的情境，并减少用于中和不安的仪式反应，需要合适的评估和安排。它有自己的理论依据和技术程序，与精神分析对欲望、认同、症状功能的理解处在不同的工作层面。是否适用、怎样进行，应在个人的具体情况中判断。¹

有时，真正需要承受的是已经发生的丧失。没有一种检查能把它撤销，也没有一个更高明的观念能要求人立刻不痛。哀悼需要让已经改变的关系逐渐取得新的形式。还有些时候，需要回应的是仍在发生的排斥、劳动负担或关系冲突；那里要讨论规则、支持与可行的选择。持续的身体不适，则需要身体层面的照护和评估。区分这些工作，才能避免让“改变想法”承担它做不到的全部事情。

《养生主》的庖丁并非从来无所畏惧。遇到难处，他“怵然为戒，视为止，行为迟”，动作反而细微。事情完成，才“善刀而藏之”。本领包含对困难的察觉、行动中的调整，也包含活动能够结束。借这个形象看前面的困境，一个值得争取的变化，是不安仍能被感觉到，却不再有权无限延期生活。⁵

《达生》篇末另有一个不那么轻快的故事。孙休向扁子诉说自己的困顿，扁子以至人之德教导他；孙休离去之后，扁子却担心这番话使他惊惧迷惑。篇中随后用养鸟的比喻反省给予方式：把自己认为美好的东西施加给另一种生命，未必就是适合它的养护。这个故事仍有它自己的等级眼光，但教导者对后果的回头一看，值得保留。⁵

谈自由、主体、欲望，也需要这样回头看。一个人此刻需要的，可能是让某种反复能够停止的帮助，可能是与他人重新商量的机会，也可能只是一段不必立即证明价值的休息。理论应当帮助辨认这些差异，而不是再交给他一份必须完成的精神成绩单。

门已经关好，仍可以有遗漏的可能；事情已经尽力，仍可以有不如愿的结果。把这些有限判断重新交还给相应的事情，并不使人免于责任，却使责任可以被承担。那一遍检查不必替整个人生作保。人才能带着尚未完全平息的心，继续走下一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