觉今是而昨非——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#

《天下无贼》里先想停下来的，是王丽。

她与王薄做惯了贼。这种生活靠本领，也靠两人的默契，还有不必按常人办法谋生的快意。要停手，便不只是认一个道理、改一次行为。她所爱的那个人仍在用偷盗的办法过日子；两人一路相处，也早已习惯了这样过日子。她要王薄变，就得同他重新商量：往后靠什么生活，又怎样一同生活？

怀孕使这番商量有了迫近的期限。原先可以推到下一次、下一程的打算，如今关系到一个正在到来的生命。王丽借报应、积德、求福这些说法理解自己的惧怕：她担心两人做过的坏事会殃及孩子，想用此后的善事挡一挡。这里确有因果报偿的想象，却也有一个人对未来的忧惧。若只把她看作同神佛做交易，怕与爱交织的那份心情，便被一句聪明的解释省掉了。

人往往不是先有一个纯净的愿望，再给它寻找合适的语言。他会借已经知道的说法，勉强表达一件自己也还说不清的事。怕孩子受累，可以含着不忍再伤害别人；求一个平安，也可以含着想把日子安顿下来的渴望。恐惧与爱在同一个人身上，未必能够分装。若一定要把其中的恐惧剔尽，才肯承认爱，我们便会错过许多改变真正开始的地方。

王丽的求福又接到了眼前的行动上。她对傻根的钱上了心，要那笔钱不被拿走，要王薄同她一道保护这个人。一个尚未长成的愿望，由此开始有了行动上的内容。原先两人只须盘算这一次能拿到什么，如今她要顾到，别人带来的东西能不能仍由别人带走。这样的转向小到足以让贼们觉得扫兴，却也大到改变了他们办事时所顾及的人。

傻根的钱不是一袋泛指人性的诱惑。那是他的劳动所得，连着返乡、盖房、成家的打算。钱还没有离开他的手，贼们已经把它改了用途：谁拿得到，谁便证明了身手；谁保得住自己的说法，谁便保住了威望。他花去的劳动年月，就这样变成高手较量的题面。影片让盗术显得漂亮，而这份漂亮也使我们有可能一时忘记，被拿来表演的原是别人的日子。¹

王薄知道傻根的钱意味着什么，却有另一套老成的解释。一个人这样不设防，迟早要出事；让他见识人心，未必就是害他。这种说法的便宜，在于它把施害者安排成了教人懂事的先生。受害的人损失了钱，反倒像付了一笔迟早该付的学费。教训越残酷，教人的人越能显得熟悉现实。

这份熟悉确有来历。王薄所知的世界并不太平，他也不是凭空发明了贼。可知道天下有贼，便非得亲自做那个贼，偷走别人的钱来证明他的信任错了吗？承认偷盗存在，与亲自下手偷盗，原是两件事。那套世故的说法偏要把两件事接成一件：拒绝下手像是不懂事，肯下手才叫看明白了。

王丽的坚持使王薄不能一直安住在这个位置。他当然有爱情，有对孩子的牵挂，也有不甘向对手认输的骄傲。我们不必替他删掉这些心思，留下一个只为他人的圣人，才承认后来的保护是真的。他那双惯于取物的手，开始用来阻止别人取物；同样的眼力和身手，如今顾到另一个人的归程。人未必在心里把一切想清楚了，才开始往别处走。

这也是王丽之于王薄最有分量的地方。她不是静候他自愿变好的一盏灯，更不是为他准备赎罪机会的人。她先提出了自己的生活要求，继而介入两人的行动，叫他不能照旧。爱情在此不只给勇士一个牺牲的理由，还给活人出了一道更费时间的题：你愿不愿意同我换一种活法？

电影最后没有给他们许多时间作答。但这个问题曾经被提出，而且已经使事情有了不同，不能因为后来有人死去，就只把它看作悲剧的引线。

君子成人之美——《论语·颜渊》#

傻根相信天下无贼，车上的贼却比谁都清楚天下有贼。奇怪的是，事情并没有终于一次轻易的揭穿。几个知情的人反过来替他的信念奔忙，努力使他这一程所遭逢的，尽量同他相信的相合。

若把信念仅仅当作头脑里的一句话，这场忙碌简直有些荒唐：为了维持一个错误，竟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。可他们保护的既是傻根的相信，也是他带着钱回家的打算；信念已经牵涉几个人怎样行动，不能只在真假之间结案。齐泽克讨论意识形态时，把眼光从人们口头相信什么，移到人们怎样行事：知道一种说法有问题，仍可能在行动中维持它的效力。借这个区别反过来看《天下无贼》，知道世界危险的人，也可能为一个自己不敢轻信的愿望做事。²

这里的愿望，是人同人之间不必总以防备开始。

王薄已经很会防备。他熟悉窥伺和反制，知道热闹底下还有什么，知道好话后面可能藏着什么。傻根使他发笑，也使他烦躁，因为这个人竟可以不靠这些本领活着，仿佛另一种简单的关系还没有被世界收走。王薄未必真愿意变成傻根，但他可以厌倦自己只能做王薄。保护对方的信任，也就有一点保护自己尚未完全放弃的愿望。

不过，傻根并不只是替王薄保存这份愿望的人。他自己相信，也自己说话、安排归程；他的信任先向别人开放，才使别人的回应成为可能。若没有他的当真，众人的聪明仍可各自运转，谁也无须发问。这个不懂暗中争执的人，倒使知情者不得不改变惯常的办法。他不知道自己引起了什么，仍对事情有了影响。

事情后来也确实改变了。钱得到保护，返乡的打算没有被盗贼的胜负夺走。善意不是只在人物心里亮了一下，便同现实毫不相干。有人费心，有人犯险，有人改变行动，所以一个脆弱的愿望在这一程中有了事实的形状。把这件事斥作安慰，未免太轻；那些付出并没有因为只保住一个人便失去分量。

然而，保护的方式也留下一个疑问。傻根能够平安到站，依靠的是他不知道的危险和别人的特别照料。影片没有让这种照料成为每个旅客都可指望的安排。那个使人动心的无贼世界，暂时只对一个人开放；维持它的成本，又由另一些人秘密承担。善意虽已聚集起来，却没有变成一种可以安稳延续的共同生活。

所以，对影片的不满足，不必是要傻根赶快吃一次亏。把他教得聪明一些，或许更像现实，却仍没有回答：为什么人非要把相互提防练成本领，才能保住劳动所得？电影把这个普遍的愿望寄在一个受保护的例外身上。我们可以爱惜这个例外，也可以不满足于只有这个例外；后一种不满足，并不比前一种感动更冷酷。

王薄最后的行动，就发生在这样的保护与争胜交错之中。冯小刚在谈创作时说过，王薄并不是一开始就愿意为傻根搭上性命的人，剧作必须不断加重对面的阻力，把他逼到非战不可；荣誉也在其中起作用。³ 这段说明使结局少了一层预定殉道的光环，却增加了一个正在改变的人的分量。他没有端详过一条完满的牺牲之路，然后从容走完。他是带着旧脾气、旧本领、刚刚转向的愿望，被逼到了最后。

死亡替故事收了口。若他活下来，两个人也许还会为生计争吵，停手之后也许才发现日子难过；有再受诱惑的可能，也有一次平常而不显眼的坚持。如今这些日子都未及发生。观众终于能够把他放在“救了人”的那一边，原先迟疑、混杂、尚未完成的变化，被一个不能再改的结局固定下来。

但肯定最后的行动，不必连这份固定也一同赞成。恰恰因为他已经开始改变，尚未活过的日子才值得惋惜。如果死亡只是替他换来一个好人的名字，活下去本来能够有什么，我们便不用再想了。那对一个正在学着停手的人，未免是太省事的同情。

王丽的后来不因这个名字便安排妥当。她还会活着，怀着失去，面对原先由两人共同设想、现在不得不自己承担的日子。影片没有把她的谋生、照护和今后的亲密关系展开，我们也不能代它补出一种圆满。她提出的本来是两个人继续生活，最后收到的却是一个人的死亡。保护傻根的成功，与她这份失去，同时留在片中，不能相互遮住。

前途尚可——《世说新语·自新》#

古书中的自新故事，有时倒比现代电影肯多给人一些时间。

《世说新语·自新》写周处，乡里把他同蛟、虎列为三害，有人劝他去除掉蛟虎。他入水搏蛟，久不出来，乡人以为他已死，相庆；他活着回来，听见了众人的庆贺。这不是一个坏人终于被权威抓住的时刻。使他不能再照旧活下去的，是发现自己的存在，在别人那里竟是这样的灾祸。原先的威风仍在，原先看待自己的办法却安顿不住了。⁴

然而，知道自己可憎，还不等于知道以后能怎样。周处忧虑年岁已经蹉跎，想改也怕没有成就。陆云的回答里，有四个平常而重要的字：“前途尚可。”它先把余下的时间从既往生活中分了出来。你曾经这样，并不因此只配继续这样；现在要立定志向，也不必等到你能保证一生做成了什么。

人若已经从别人那里听惯了“你就是这种人”，这四个字会有很实际的分量。它不忙着赞美眼下的悔意，不把自责当作最后的成果，而把人的眼光领向还可做的事。悔恨不再只是一遍遍回头数自己的过错，也开始含着不肯把余生交给过错的意思。

紧接着的戴渊一则，把前途写得更实在。戴渊指使少年劫掠陆机的行装，指挥有方，显出才具；陆机见此，责问这样的才能何以用来劫掠。戴渊投剑归向陆机，二人定交，又有荐举。变化便不只停在一名强人的内心。有人看见他的能力还有别的用处，也把他引进了能让这种用处实现的关系。

这条路也有门槛。受到赏识的是一个有才的人，出面相助的是名士，普通劫掠者的去路和受害者的财物都不在故事中心。名士识拔不能解决一切。不过，故事所懂得的一件事仍值得保留：叫一个人不再靠旧办法生活，不能只叫他对旧办法感到羞耻。新的生活要有可做的事，有人可以相与，有一种不必次次返回旧路的日常。

这样再看王薄，最后那次保护就不只是善恶账上突然增加的一项善。他已经显示，原有的能力并非只能侵占别人，也可以维护别人。困难在于，这次能力的改用仍被包在贼的竞技和荣誉里。若他能够离开这场较量，身手、机警和胆量将怎样安顿在另一种生活中？这是一个真正尚未回答的问题，不是一句“浪子回头”便已经写完的后话。

我们谈改过，常常很愿意谈决心，却不大愿意谈这一层。决心属于个人，要求他拿出来便是；谋生的路径、别人肯不肯同他来往、组织允不允许他退出，便不再只归他管。于是，关于人的议论越严厉，关于生活条件的议论反而越稀薄。一个人倘若再犯了错，人们还可以回头证明他当初就没有真心，仿佛从来无须问，真心之后是否有路可走。

但把生活条件放进来，也不是说环境稍有不利，所做的事便一概不由自己负责。要紧的是，自新原本就不全是一场独自完成的内心工作。新的行为既从一个人那里发生，也需要在别人的回应中慢慢站住。一个社会可以认真限制有害的行为，同时不把所有犯过错的人都规定成永远有害；也可以口头赞美重来，实际上只欢迎那些从未留下难看记录的人。

一种认真限制伤害的社会，与一种只肯接纳清白者的社会，差别不只在宽厚与严厉。它们给已经犯错的人留下的来日，本就不同。

到了《无间道》，能否进入新生活，还牵涉另一种被搁置的来日。陈永仁并不是因为作恶才被挡在普通警察的生活之外；他一直想做好人。这个愿望使他愿意承担卧底工作，也使组织能够一再要求他继续承担。自新的问题由此接到忠诚的限度：没有等待赦免的人，也可能迟迟拿不回自己的日子。

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——《论语·八佾》#

第一部的陈永仁，已经受够了那个不断延长的期限。卧底不是一段可以清楚划开、做完便回去的工作，它渐渐吞掉了他作为普通警察生活的可能。第二部倒回从前，才让我们看见这件事如何开始。

他的家族出身成为警队拒绝他的理由，又成为警队选用他的条件。出自这个家族，公开说来不宜成为警察，秘密办事时却极有用处。他想摆脱的家族关系，恰是组织要他重返的关系。于是，他的身份有了两种说法：外人所见的一个，由少数长官知道的另一个。他对警队的忠诚不能公之于众，凭这份忠诚交给他的工作却可以不断增加。⁵

这使陈的处境不同于一个身藏证明、只待误会解除的人。知道真相的长官当然重要，可只要工作还需要继续，真相被知道就未必使生活得到归还。组织能够真诚地认他是自己人，也真诚地认为他还该再坚持一阵。两种真诚合在一起，仍可以让一个人的日子长久地被搁置。

陈没有因此失去自己的判断。第二部后段，他愿意继续协助，有警察职责的理由，也有对陆启昌的承诺。陈仍可选择接下某件事，同时要求卧底结束，回到能有一张办公桌的生活。

那张办公桌毫不壮烈。它甚至有一点庸常，像一个经历了太多惊险的人，终于想要一点不值得拍成高潮的秩序。可这恰好说明，他的要求不是要世界给他一份格外厚的酬报。他想有一处公开的位置，别人来找他，不必先确认有没有被跟踪；他所做的事，能够算在自己的名字下面。忠诚在这里不只服从组织，也向组织提出了要求：既然你承认我是这样的人，就该允许我过与此相称的生活。

第二部同时把黄志诚带下了一个太容易安坐的位置。他不只是保管陈真实身份的可靠长官，也是谋杀共谋中的参与者。警队后来怎样处理他，牵涉尚未结束的斗争、死去的同事、继续办案的需要。组织的接纳并没有在每一件旧事都公开厘清之后才发生。它懂得给自己需要的人留下继续工作的空间，也懂得借共同的牺牲说明为什么该继续。⁵

看见黄的这段过去，观众更须分清陈同几个人的关系。陈对陆的承诺有自己的分量，不必以黄无辜为前提；警察职责、对陆的承诺和对黄个人的服从，也不能合成同一回事。

这样回看天台，陈要刘去向法官说明的话，就不能被我们顺手扩成一个已经在片外等候的纯净世界。那是陈向刘提出的要求，是他拒绝在枪口下独自决定刘的未来，并试图把事情带出两个人的私下交易。这个要求有其正当性。只是影片中的警队历史，并没有保证转交之后一切便会自然公正。我们不能借用陈的话，抹去陈自己长期承受的那些事。

黄得到的宽宥，尤其使“谁能够重来”有了不同的重量。一个人的过去可以作为继续合作的复杂背景，另一个人的出身却足以要求他长期证明自己。违法并不总被放在同一把尺上衡量：当它被认为有利于组织的目标，便可能进入忠诚、不得已和牺牲的叙述；当它来自不能接纳的人，便又恢复成一道明白的界线。

这样的处理，把个人的过错接进了组织继续办事的需要。齐泽克在《视差之见》中讨论过组织公开规范与隐秘越轨的纠缠：某些不能公开承认的行为，恰被当作真正属于组织、肯为组织出力的证明。⁶ 这比泛说人人都有阴暗面更切近第二部。要看的，是黄的越界如何进入实际合作，组织后来如何处理他，又如何在接纳他的同时，继续以正当秩序的代表自居。

陈做的事与韩琛做的事，仍有真实区别；陆的牺牲也不能被一句警黑相通抹平。但这些区别需要在行动和关系中辨明，不能只靠名牌预先保管。一个组织确实可以从事值得从事的工作，又以这份工作的价值要求某些人无限牺牲。越觉得自己做的是必要的事，越不容易听见那个为此办事的人，已经等了多久。

韩琛同样不只给刘健明一个秘密任务。他把自己的人放入警队，维系联系，提供有助于晋升的情报，使合法职位与犯罪网络相互借力。刘获得的不只是一件用来伪装的制服，而是一套逐渐成形的生活：工作的本领、同事的信任、权力的便利，以及可以向旁人介绍的自己。警黑两个世界不是各守一边，然后偶然被两个人跨过。它们已经参与制作对方内部的某些位置。

因此，两名卧底的困境也并非整齐的镜像。陈被剥去公开的警察身份，以便为警队工作；刘得到公开的警察身份，以便为韩琛工作。陈认真投入工作，组织更舍不得放他走；刘投入警察生活，却可能越来越不愿继续属于派他来的人。两人当初被安排扮演的身份，都逐渐长出了安排者未必能够控制的后果。

来到这里，再说刘只是在演一个好警察，就不够了。演了这么多年，角色并不会老老实实停在皮肤外面，等主人一声令下便脱掉。

毋自欺也——《礼记·大学》#

如果刘健明只是想占警察的便宜，韩琛死去之后，他似乎已经很接近目的。那个不断使唤他、握着他来历的人消失了，他还可以留在警队，享用已经拥有的一切。

但韩琛的死亡并不能使刘成为一个从未受过韩琛支配的人。这个差别很小，也极难承受。外面的一条关系断了，不等于它在自己身上留下的关系也断了。刘仍知道，自己今天站立的地方怎样得来；只要还有人知道，警察生活就随时可能被重新解释。他想守住的，便渐渐不只是职务和安全，还有一个不必时时受旧来历侵扰的自己。

刘想摆脱的，既是韩琛的实际支配，也是从韩琛那里看自己的办法。拉康传统中的认同问题，有助于分清这里的两层关系。齐泽克区分一个人愿意成为的可爱形象，与他据以观看自己、判断自己是否值得被爱的位置。⁷ 前者可以是一名能干、整洁、受信任的警察；后者则关乎，他凭谁的尺度认定自己已经成为这样的人。警队的评价、韩琛的支配、爱人的目光，以及刘自己已经内化的理想，都参与了这个判断。

两者并不会严丝合缝。刘可以越来越像那个理想的警察，却仍感觉自己没有真正成为他；也可以获得同事的认可，却知道这种认可并不包含全部的他。秘密不只是一项藏起来的信息，还使所有的赞许多了一层不安：他们喜欢的究竟是我，还是他们不知道我是什么，才会喜欢的那个人？如果真相出来，这些关系还能不能留下？

我们很容易说，既然如此，就把真相告诉大家。但对一个已经把全部日子押在这个身份上的人来说，坦白并不像打开抽屉那样，只把一件东西从里面拿到外面。它可能使他的工作、婚姻、被爱和自我尊重同时改换意义。他所惧怕的，不只是遭到惩罚，还包括一时不知怎样称呼自己：既不能继续保有原来的警察身份，又没有学会怎样带着这段过去继续生活。

这份惧怕值得理解，刘用来对付它的办法却须另看。他想要安稳、想被人当作好人，都还容许有别的走法；他却越来越把新生活系在一个条件上：不能再有人使他面对自己做过的事。于是，知道内情的人便从能够回应、离开、提出要求的人，变成他眼中必须排除的危险。为了保住被信任、被爱的生活，他反而不断破坏同人建立信任和爱所需的关系。

第一部的档案与CD，把这种纠缠写得比一个单纯骗局曲折。刘先删去了陈的档案；陈寄出的试音CD随后进入他家，Mary已经听过，刘播放，陈打来电话。刘在离家前向Mary说，会恢复陈的身份。随后才有天台上的会面。⁸

这个先后使刘尚未实行的承诺仍处在事件里面。陈还活着，彼此还能见面，一项已经造成的损害仍有被修复的可能。我们当然不能只凭这句话，就认定刘已准备放下所有自保；但也不能把它压扁成从头到尾毫无动摇的演技。人可以一边害怕将失去的东西，一边真想停止正在做的事。困难恰恰在下一步：当两种愿望要求他作出不同的行动，他肯让哪一种改变自己的生活？

到了天台，他提出想做好人，陈要求把事情交给法官。这里不能把陈写成不懂宽容的阻拦者。恢复陈的身份、交出关于自身的决定权，都意味着刘不能独自选择只留下对自己有利的那一部分重来。陈也没有义务把自己的安全和一生，再交给一个刚刚删去他档案的人。刘要开始的生活，与陈要拿回的生活，此时已经发生了直接冲突。

冲突之后，陈被另一个内鬼林国平杀死。刘此前控制档案、保全自己的行动，已经参与制造了陈所处的险境。人物不是每一件后果的唯一作者，也不会因此退回一个同后果无关的旁观者。电影让几个人各自有所算计，再把这些算计接在一起；灾难便从他们并不共同掌握的关系中发生。

刘活下来了，第三部却没有让他只是继续一场越来越熟练的表演。他调查，怀疑，追逐内鬼，也逐渐把自己误认作陈永仁。一个原先向往的形象，变成了他用来生活、观看、追查的位置。他不只想使别人相信自己是好人，还要从一个真正好人的身份出发，寻找那个破坏了好人生活的坏人。被追逐的人，却正是他自己。⁹

这时再问他是真心还是假意，已经不足以说明影片呈现的矛盾。真心未必藏在所有伪装下面，像一件只待找到的原物；真心也可能在伪装里长成，后来又被维持伪装的行动伤得无处安放。刘的悲剧性，在于他想改变，却渐渐只准自己以一个没有犯过这些罪的人的样子改变。他要的不只是今后不同，还要从前也从未如此。

陈恰好成了这个不可能愿望的寄身处。陈受过冤屈，有正当使命，死后终于被确认是一名警察；刘若从陈的位置看世界，便仿佛能够站到自己的罪行之外。可是借来一个无辜者的位置，并不能让刘成为那个无辜者。他越执拗地想住进陈的身份，越难承认自己的经历，并从这段经历之后继续生活。

芬克谈精神分析的结束时，特别提醒分析者不能充任一个全知的价值裁判，也不能使来访者只是照着新的理想人格再模仿一遍。¹⁰ 这个提醒放在刘身旁，意味深长。他并不缺一个足够光明、可供模仿的人。他缺的是一种不必把自己整个换掉，也能停止照旧生活的可能。过去属于他，未来却不能只属于他想象中那个从未犯错的陈永仁。

如果认为刘一次次伤害别人，便不值得再谈这份可能，我们仍可以坚决反对他的行为，却会把电影较深的部分提前关上。一个人若只有假装向善，揭穿便差不多足够；一个人若真实向往善，却用恶来守护那份向往，便得继续问，他究竟把自己想进入的生活误认成了什么。这个问题不会使死者回来，却关系到我们怎样看待还活着的人。

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——《诗经·郑风·风雨》#

可是陈永仁有他自己的生活，不能只在刘的愿望里作为一个好人出现。第三部回到他生前，给他时间说笑、看病、喜欢一个人，也给他时间睡着。

睡着在这里不是小事。卧底生活要求他随时知道自己在谁面前，哪句话可以说，哪一种反应会招来怀疑。别人同他谈话，可能是在试探；他同别人谈话，也可能为了取得什么。长期如此，休息就不只是停止工作，还意味着能否暂时放下那套解释、提防和表演。李心儿的治疗室，让这种放下有了一个地方。⁹

陈在那里能够睡着，也能够显出一种不为办案服务的轻松。他不必每次出现都带着新的线索，不必以更多危险证明自己忠诚。我们看见他同李心儿相处，所得到的并不只是“好警察也有柔情”这一项补充性格。那是他的生活已经开始呈现另一种样子，而那种样子本身值得持续。

电影把治疗与爱情交织在一起，李心儿的判断却没有只围着这段爱情展开。在为陈治疗时，她先说明，治疗结束后须向法庭提交关于陈的报告，后来又向陈表明，作为医生，她更关心的是治好他。陈死后，刘询问陈的档案，她仍将陈当作病人，守住他的隐私。对病人的了解，不自动成为任何来访者都能调用的权力。

这同警黑世界中凭知情控制他人的办法颇不相同。那里知道得多，常意味着握住了别人：可以派遣他，勒索他，排除他。到了李心儿这里，知道得多，反而有了替对方保守的责任；即使他不能再回答，也仍须为他留住一点不公开的生活。隐私不只是罪犯掩饰坏事的黑箱，还可能是一个普通人不被完全征用的余地。

因此，陈与李心儿的相遇，不必靠后来发生的死亡才显得珍贵。喜欢已经发生，轻松已经发生，安睡也已经发生。若把它们全写成牺牲有多大的证明，我们就把生活的价值倒过来交给了死亡评定。陈不是因为本来可以幸福，才更加配得上一场壮烈的死；他已经在过一些幸福的日子，所以死亡夺走了继续过下去的可能。

刘的妻子Mary也曾同他安排过日常生活。她有自己的写作，用想象和文字琢磨人的矛盾。秘密进入婚姻以后，受影响的是她曾怎样认识这个人，怎样决定同他一起生活，以及此后还愿不愿继续。她的离开是一个人的判断，不是电影借女人之口宣布最后裁决。

第二部还有另一位Mary，韩琛的妻子。青年刘对她的欲望，牵连着他早年的犯罪和对韩琛的关系。她有主动的谋划，也有明确的拒绝。相同的名字使前后两段人生发生回声，却不能把刘后来的妻子写成前一个女人的替身，仿佛男人心里一个固定的空位，换了两张女人的面孔来填。两位Mary都比她们在刘故事中的作用更多。⁸

这一差别也使“爱能不能救他”成为一个需要重问的问题。爱可以打开一种原先没有的生活，使一个人愿意停止伤害；可爱人的人并不会因此失去自己的愿望、限度和离开的权利。若爱情的任务只是证明男人仍有好的一面，女人一旦拒绝，便像没有尽到救人的责任。那就不是在承认爱的力量，而是在征用一个人替另一个人续命。

音响店里的听歌，则是另一种无需先许诺终身的相遇。陈与刘还不知道彼此在警黑网络中的位置，已经能谈器材、谈声音，共享一段趣味。蔡琴的《被遗忘的时光》在这里不是给两个隐藏的灵魂验明正身。会欣赏同一首歌，不证明两人本质相同；却也不能因为后来知道他们是谁，便说当时那一点相得全是假货。¹¹

声音在三部曲中常常传递命令、交换情报，或留下可以反过来指认说话者的录音。电话那边的人未必看得见，关系却正在起作用；说过的话可以被重放，也可以脱离原先掌握它的人，进入另一双耳朵。试音CD到了Mary那里，声音便从两个男人的周旋中进入了一个家庭，原先以为可以分开的生活开始互相听见。

但听歌不能全数归入这种取证的用途。歌曲也给了两个人一段暂时没有敌我任务的时间。在那段时间里，陈不必证明自己真是警察，刘也不必证明自己不是内鬼。他们不过同在一处，听见同一种声音。这点普通，并不因为短暂就没有意义。电影没有替他们发明后来的和解，却让观众知道，他们之间曾经不只有枪口和秘密。

倘若新生活确有可能，其中很大一部分也许就长成这样：有人可以同你说话，而不只是询问口供；可以听你说话，而不把每一句话都变成此后控制你的工具；可以同你待着，而不必当场决定你究竟算什么人。这样的时刻不能包办改变，却使改变有了值得走向的生活。

日日新，又日新——《礼记·大学》#

安睡、相处、听歌，使新生活有了值得走向的内容。可一个人做过的坏事仍在，这样的生活又怎样开始？电影在这里借用了宗教语言。王丽求福、忧惧报应，《无间道》用持续受苦的时间照见人物，仿佛无论人怎样奔走，旧事总在前面等候。顺着这条路看，宗教很容易只剩一套更大、更精密的清账办法：今生记不完，还有来生；旁人不知道，还有一个永不遗忘的所在。

但宗教传统里也有另一种耐心：它肯认真地问，一个伤害过生命的人，此后还能怎样同生命相处。

《中部》八十六经中的央掘魔罗，有杀人的过去。故事没有把他的一生停在受制、悔悟或者临终的一刻。他遇见佛陀，获许出家，修行，乞食；有一天看见难产的妇人，为她的苦痛难过，回来请教佛陀。这个已经不再杀人的人，开始想帮助别人的生命来到世上。¹²

佛陀让他向妇人说真实语，以真实祝愿母婴平安。可是央掘魔罗不能声称自己一生没有故意杀生，那会是谎话。他清楚自己的过去，出家也未使过去消失。佛陀于是把祝愿的时间起点改在他进入圣者之生以后。自那以后，他确实没有再故意杀生；这一点新的真实，已经能够用来祝愿另一个人。

这段叙述动人之处，在于它没有叫他冒充清白，也没有叫他因为过去不清白便永远闭口。过去的杀人是真的，此后的不杀也是真的。新生活不需要把前一个事实抹去，才能取得自己的真实。一个人开始改变，所产生的不只是对自己的评价，还有同别人的生命发生关系的新办法。

把这件事放在王丽的忧惧旁边，宗教想象便不止剩下一笔传给孩子的罪债。她担心自己与王薄的行为会伤及胎儿，而央掘魔罗的故事写出了一种反向的关系：一个背着有罪历史的人，可以借此后生活已经发生的改变，帮助母婴获得平安。新生命不必只是用来提醒成人曾经做错了什么，也能唤起成人尚未做过的事。

经文随后写央掘魔罗证得阿罗汉，又写他外出时被掷来的东西击伤。他在受伤之前已经证果，也已帮助过母婴，改变并非等到吃够苦头才得承认。受伤之后，经文还写他独处时感受到解脱之乐。旧业的果报仍然抵达，却没有使新生被追溯取消。他的一生同时容得下修行的成就、助人的行为、果报和快乐，叙事并不急于把它们折算成一个总数。

佛教在这里所写的，是意向、行动和修行已经使生命的运行改变。变化既真实，也可以继续。相比之下，王薄之死的限制便更清楚了：一个才开始重新使用自己能力的人，还没有来得及经历这种持续。宗教故事反而比商业片的英雄终局更肯容许，一个改过的人活着，活得并非只剩偿还，也活得能够帮助别人。

央掘魔罗能够说出真实的祝愿，是因为此后的不杀已经发生；《路加福音》又把目光移到迎接者，写他怎样使尚在归来的人重新有家。

浪子已经在远方起了归意，决定回家认错。父亲远远看见他，迎上去拥抱，随后才有当面认罪。接着是衣服、恢复儿子身份的礼物和宴席。儿子原来准备将自己放在雇工的位置上，父亲却没有先规定一段劳作和考察，待证明悔改真实，再承认他是儿子。接纳本身已经开始改变他能怎样活。¹³

这并不只是一个宽大的父亲少算了一笔账。若儿子只能先在门外独自完成改变，直到全家都确信他配得进门，家中的关系就只能是改变成功以后的奖赏。而在这个故事里，迎接与相认先给了他一种生活：他可以从其中继续，而不必孤身证明自己已经足够完整。恩典并非对成果作出的评分，它主动走到尚未完成的人面前。

哥哥不肯入席，故事也没有把他的不满删去。他记着自己多年服从、劳作，觉得父亲给予弟弟的，超过了对自己的承认。父亲出去劝他，故事却没有接着写他答应入席。宴席是真的，接纳是真的，家庭中的裂缝也是真的。欢喜并不需要假装所有人已经怀着一样的欢喜，才能在这一天发生。

父亲的相迎使儿子重新有家，撒该的故事则把接纳同财产的处置放在一起。耶稣先提出到他家中作客，随后才有撒该关于分财给穷人、偿还欺诈所得的声明。经文没有等到一切赔付完成，才说救恩临到这个家。¹⁴ 从这个先后，我们可以看见修复与接纳之间的另一种关系：修复不只用来证明自己配被接纳，也可以成为进入新关系之后愿意做的事。撒该既是被议论的罪人，也是一个仍能回应、决定怎样处置财产的人。

相迎、作客、吃饭，本是日常动作，在这些故事里却改变了人同人相处的先后：不再只是等一个人独自证明改变，再准他走近；走近本身，也开始给他的回应留下地方。这种关系不能替他回答，更不能替他完成修复，却能使他从等待评定的人，变成在别人面前可以回答、必须回答的人。

佛教的修行故事与《路加福音》的恩典叙事，并不是一回事。前者写新意向与实践怎样使生命改变，后者写主动寻找、相认和接纳怎样把人带回关系；不能找出一个共同的“赎罪机制”，便把差别一笔销平。但两者都比“做错了便只配受苦”拥有更丰富的未来。它们不只容许人停止为恶，也容许人重新有快乐、与人共处、做成某件事情。新生不是永远低着头的另一名称。

因此，重新生活所需要的，不能全从一个人内心索取。需要有人回应，需要一个可进入的共同体，需要已经知道或能够学习的生活办法。这不等于某一位曾受伤害的人必须承担无限接纳。王丽想同王薄换一种活法，是她的愿望；Mary离开刘，是她的判断。宗教中的希望若被改写成催促女人留在危险关系中的劝词，它所许诺的新生便会变成另一个人的囚禁。

还须问一句：共同体拿什么接纳人，又拿什么排斥人？它能够打开门，也能够规定一个人永远达不到的进门条件。《祝福》中的祥林嫂，所背的“罪名”与王薄、刘的实罪不同。她被迫再嫁，反被要求以更彻底的抵抗、甚至死亡证明自己无罪；活下来，竟成了可以追究她的过错。柳妈告诉她有罪，又给出捐门槛的赎法；庙收下了钱，四叔家仍不许她参与祭祀。不同地方的规矩压在同一个人身上，钱已付了，她仍没有位置。¹⁵

她捐过门槛以后，曾经重新有神，能够坦然伸手去做事。那一点变化值得看见：她以为自己又有了同别人一道生活、劳动、参与礼俗的位置。后来被拦下，伤害便不只在于钱白花了，也在于刚刚恢复的关系再次被否认。若只劝她不要迷信、不要向外求承认，便把实际排斥她的人和制度轻轻放过了。

这也提醒我们，谁来承认，并不只是一个程序问题。有人需要停止真实的伤害，有人需要摆脱别人强加的罪名；把两者一概归入等待赦免的队伍，只会使不义的裁判更稳固。新生活有时需要回到一段关系，有时却需要从一段以罪名维持的关系里出来。承认一个人仍可以好好活着，也不该以接受别人加给他的罪名为条件。

“前途尚可”因而不只是一位宽厚者说给悔过者的话。它也要求说话的人，看看自己有没有替那个前途留出地方。刘却把自己的前途逼成了两种：要么成为一个从来清白的人，要么等着过去毁掉眼下的一切。暴露罪行的危险是真实的，他对一个完整自我的执念又使别的生活更难想象。出路不能仍由清除过去来找。需要的是一个允许人带着不完整的经历，受到必要的限制，同时继续有事可做、有关系可进入的世界。

这样的世界尚未在几部电影中充分长成。但它已经在停手、保护、安睡、相迎这些事情里，显出过一点可感的样子。

逝者如斯夫——《论语·子罕》#

这样的来日既已显出过样子，后来失去，观众又怎样记得它？《无间道》三部曲没有顺着人物的一生平铺直叙。先有第一部的相遇与结局，再倒回第二部，看到他们怎样进入这场生活；第三部又把陈死前的日子与陈死后刘的日子交错放置。观众已经知道的结局，与人物当时所知的事，并不重合。¹⁶

这种安排常被当作拼图：后来的作品补上前因，一切终于能够解释。但解释并不是回看的全部。第二部让第一部中看似现成的立场重新有了来历，警察的正当位置里出现私人共谋，黑帮的关系里也有情义、利用与背叛。观众原先凭名字认出的善恶，现在必须再经过一次具体行动。并不是善恶不存在了，而是名字已经不能替我们省去理解。

第三部造成的距离更疼一些。回到陈生前，他在治疗室里过着尚有盼头的日子，观众却已从第一部知道他的死亡。再回到陈死后，刘仍在留下来的世界里追索。两条时间交替，同一个“以后”便有了不同的分量：陈当时还在期待的日子，观众知道已经被截去；刘确实活到了后来，却一步步堵住了能同别人生活的路。

可是，知道结局也容易带来一种观看上的专横。我们会把陈当时的轻松都看作临死前的片刻，把他的爱情都看作将被夺去的幸福，把一次普通的相遇都看作注定失败的缘分。人物尚不知道的事，被观众拿来提前解释了人物的一切。这样看，似乎很悲悯，实际却把死亡向前推得太远，连他活着的时候也一同占领。

陈当时并不是在为观众经历一个注定无望的过去。他正在度过自己的现在，期待有些事能够继续，觉得有些人值得再见。我们后来知道他死了，不能使那些期待从来没有真实发生。期待最终落空，与期待从来无意义，原是两件事。第三部回到他的生前，最可珍惜的也许正在这里：它让一个已经被结局定名的人，重新获得过日子的时间。

后来发生的事情确实会改写先前的意义。初次看音响店，可以只见一段颇有兴味的相遇；知道两人的身份和结局，再回到那里，同一段相遇便有了原先没有的分量。齐泽克讨论回溯作用时，所辨明的是后来关系怎样重新组织既有痕迹的意义，并不是过去的事件可以物理地重新发生。¹⁷ 在电影中也是如此：观众听出了新的东西，人物当时并没有因此预先知道后来。

正因为两者不能合并，重听才不只是哀悼。那首歌既把失去带回来，也把失去以前尚未被规定死的关系带回来。陈与刘曾经能够作为两个有共同趣味的人相遇，而不是生来只配站在天台的两端。这个事实不会替他们补出一次没有发生的和解，却使最终的敌对不再冒充他们之间唯一可能有的关系。

鲁迅在《论睁了眼看》中批评过叙事怎样替生活遮眼。才子及第，奉旨成婚，便压过了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；婚姻制度好不好，就退成了这个才子能不能中状元的问题。一个人的幸运遮住了共同的处境。苦难后来获得报偿，也可能使现实中的损害仿佛已经补足。但他也没有把更惨烈的结尾自动算作清醒：悲壮和铁血的赞颂，同样能够瞒骗。¹⁸

用这层警惕看王薄，便不必在“感动”与“揭穿感动”之间仓促择一。我们可以为他的最后行动难过，也可以继续想，他本来还能够怎样活。用它看陈，也不必轻视死后的正名。身份被恢复，忠诚被承认，原是重要的；可承认仍不能概括被夺走的一切。一名殉职警察的功绩，并不包括、也不能替代一个人以后可能得到的安睡、闲谈、爱情与平常的烦恼。

如果看完只剩坏人终得惩罚，好人终于正名，那么悲剧就替我们完成了一次秩序修复。谁死了，谁照料后来，谁再也没有机会改变，便都可以退到结论后面。影片里仍留下另一些人，使这种退场不能十分安稳。

王丽还要继续。李心儿仍有自己的生活，也仍会记得那个能够在她那里睡着的人。刘的妻子Mary作出离开的判断，后来带来孩子会叫爸爸的消息。那个称呼所以令人难过，恰因为它指向一段仍在发生的关系，而我们不能替这段关系知道得太多：不能知道孩子以后怎样认识父亲，也不能把一次探望宣布为婚姻已经复原、一个人终于得到赦免。

孩子学会了一个词，世界对这个孩子而言正在展开。父亲的过去已经深深影响了这个世界，却不应成为孩子此后一生唯一要回答的问题。孩子不欠成人一份纯真的证明，也不负责把故事中没有完成的救赎继续完成。Mary来探望，是她与孩子生活中的一件事，并没有因此接下挽救刘的一生的任务。这个孩子还会学会许多词，认得许多人。父亲的故事很重，却也不该重到把其余的世界都遮住。

陈也曾遇见旧日女友May与一个孩子。May报出的年龄，同孩子自己说的不同，这一点差异使父亲是谁成为片中未说透的暗示。⁸ 陈没有得到完整的说明，May也在安排她与孩子的生活。她隐瞒的信息使两边保有距离，也使陈失去了一些可能。我们可以惋惜这份失去，却不能因为陈值得同情，便认定别人的选择只该围着他的完整人生展开。来日若有价值，它就不只属于我们最愿意同情的那个主人公。

于是，重新做人终于不只是一句朝向过去的话。它可以朝向明天要做的事，要见的人，一段能够休息的时间，一种不必时时为自己辩护的相处。有人需要改过，有人需要离开，有人需要被归还已经付出太久的生活。这些日子未必壮烈，也未必足以构成电影的高潮，却正是愿望不至于只剩口号的地方。

古人劝周处时，还肯说前途尚可。我们看过这么多死去的好人、想变好而不能的人，或许更该小心，不要只学会在结局处认人。那一程被护住的信任是真的，听歌时的相得是真的，治疗室里的安睡也是真的。后来失去，并没有使它们从前不曾成立；它们曾经成立，便足以使我们继续惋惜，也继续想望，人还能够怎样生活。

封面为原创概念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