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作,就是把想说的话说清楚。
这句话很稳当。作者似乎先在心里拥有一项完整的内容,随后选词造句,把它准确地送到读者那里。写不下去,大概是表达能力不够;改稿,也就是替已经确定的意思寻找更合适的说法。
准备这篇文章时,我先写下了六行笔记:
内容:文章究竟要说什么材料:材料怎样选择、删去和互相支持读者:作者同时知道,读者只能逐句取得语言:用词、句法、停顿、节奏和修辞媒介:标题、注释、图像、页面和链接修改:试读以后怎样找到真正出错的位置每一行都对,解释开来都能成为一节。问题也正在这里:它们可以随意换位。先谈语言,再谈读者,不会损伤“材料”一节;删去媒介,其他五项照样各自成立。照着写下去,读者会知道六件与写作有关的事,却未必知道它们为何同属一个问题。笔记已经清楚,文章还没有出现。
补上一句反复出现的“主线”,六个并列专题仍然可以挂在它下面,互不相干。这篇文章要追踪的是同一项中心判断:材料先支持、限制或推翻它;作者把这些关系排成读者依次取得的先后;句子和页面让这种先后成为可读的对象;真实阅读再返回来,迫使作者重做前面已经完成的部分。对本篇这样的连续论证来说,这些关系必须使章节不能随意换位。
于是,开头那句常识先留下一个疑问:如果“想说的话”并没有完整地等在动笔以前,作者究竟把什么说清楚?
一、动笔以前,没有一篇文章等在那里
作者不会从空白开始。他已经读过材料,有过经验,甚至能提前写出结论。动笔以前还没有形成的,是这篇文章后来才确定的取舍、关系与轻重。
把本篇的判断说到最强,会得到一句话:“文章的内容由写作过程产生。”这个说法经不起一个相邻案例。一项已经完成并核过的数学证明,改写成面向本科生的长篇讲解时,作者仍要分析读者的困难,重新安排定义、例题和推导;定理与证明的核心关系可以始终不变。写作改变了到达路线,没有因此改写结果。
这个反例迫使中心判断收窄。本文关心的是这样一种情形:作者仍须从异质材料中提出一项可争论的判断,并为它负责。若规范、委托或既有成果已经固定结论,写作仍会重排解释路径,却未必参与形成结论。六行笔记把“内容”放在第一位,仿佛其余五项只负责执行;目标读者一变,内容却跟着变化。写给初学者,文章要先让“笔记汇编为何不是文章”变得可见;写给熟悉论证理论的人,重点可能移到材料关系怎样转化为阅读次序。读者还没进入正文,已经改变了作者必须解释的困难。
工作标题也在做同样的事。“写作的六个层面”会保留原来的并列格局;“怎样写清楚一篇文章”把问题收进表达技术;“写作发生在思想尚未完成的时候”则把注意力压到内容与成文互相改变的过程。标题不是给现成内容贴标签,它先替材料划了一道边界,也把一部分材料挡在外面。
琳达·弗劳尔与约翰·海斯在写作过程研究中反对把预写、写作和重写排成固定阶段。规划、成文与复核可以相互嵌套;作者重读刚写出的句子,可能生成次级目标,甚至改写原先的高层目标。纸上多了一句话,下一步写作面对的条件也随之变化。1
这项研究取消的是“先想完,再写完”的固定分工。卡尔·贝雷特与马琳·斯卡达马利亚对“知识陈述”和“知识转化”的区分把变化说得更具体。作者可以顺着题目和文类线索,把记忆中合适的知识连续写出;也可能在解决“怎样说”时发现,自己尚未弄清“究竟相信什么”。后一种情况下,修辞问题返回内容问题,新的内容判断又让原来的组织失效。两种方式是写作过程的理想型,不负责给作者分出高下。2
我原先把“读者”列为内容之后的一节,准备讨论怎样降低理解负担。写到这里,读者已经参与内容的形成:预想读者会在哪里追问,才显出数学证明讲解这个边界;读者尚未看见六行笔记的缺陷,导语也不能先给一套完整模型。原来准备留给后文的对象,已经改写了第一节的结论。
本文由此带着一个暂定判断继续:作者的判断尚待材料裁定,写作便可能参与其形成。材料的出处、反例的力度和对象的边界约束着变化。只是这些约束不会自动排好队;收集得越多,“都与主题有关”越容易遮住材料之间实际做了什么。
二、材料之间没有天然的次序
围绕一个题目收集三十篇论文、十个案例和一叠摘录,得到的是一个材料集合。它们共同出现于文件夹中,只能证明作者把它们放在了一起。材料之间是否支持、限制、冲突,仍需另作判断。
六个标签就曾掩盖这种差别。“内容”和“材料”挨在一起,作者却没有说明材料凭什么改变内容;“语言”和“媒介”都会影响阅读,也在不同位置起作用。标签只能说它们与写作有关,关系才规定每一项在本篇承担什么。
一项反例若迫使暂定判断收窄,正文不能只宣布新结论。读者得先看见反例,再明白它击中了原判断的哪一部分。作者因此要把同时掌握的关系排成先后;先后落进句子,反例由谁提出、它限制什么、结论缩到多窄,都要由具体词语承担。六项内容至此有了不同功能:材料约束判断,语言把约束写成读者能够复查的陈述。
最容易漏掉的,是“有材料”与“材料能推出什么”之间那一步。导语已经给出一项事实:六行笔记各自清楚,合起来却可以任意换位。它不足以推出“所有清楚的笔记都不能组成文章”。本篇采用的推理要窄得多:各部分之间没有依赖,读者便不必沿一条逐步改变理解的路线前进;局部清楚无法独自保证连续论证形成累积判断。操作手册可以让条目按查询需要并列,正好划出这项判断的边界。
斯蒂芬·图尔敏区分了两种常被混在一起的追问:你凭什么这样说,以及你怎样从这些根据走到这个判断。后一问针对的是推理保证。继续堆引文,只能增加根据;被省掉的那一步仍然空着。结论还要标出强度和会使当前推论失效的情形。3 这套区分适合留在后台审稿,无须把每一段公开画成六格模型。文章需要读者看见推理,未必需要读者先学习一份术语表。
材料关系也不只有支持。反例会收窄一句话的适用范围;因果判断需要交代条件、行动和可见后果;一处后文回指,会改变读者对前文的理解;两项材料可能只是在同一主题下相邻,彼此并不作证。关系的名称不是装饰。把“相关”误写成“支持”,文章会显得证据很多,中心判断却始终没有着地;把“先后发生”误写成因果,作者会用故事次序替代发生机制。
此时更有用的材料表,不再只记录书名、摘句和主题标签。每一项承重材料还要回答:它直接证明什么,哪一步属于作者的推论,什么情况会迫使结论改变。这样整理以后,空缺会比积累更醒目。有的段落缺的不是又一篇相似论文,而是解释材料为何能越过对象差异;有的段落事实已经充分,只差作者承担判断;还有的段落一旦写出反例,原先的题目就保不住了。
作者至此拥有的,仍不是正文。那更像一张带方向、强弱和断边的关系图。图上许多节点同时可见,有些道路互相竞争。文章必须从中选择一条让读者实际行走的路。
三、作者看见一张图,读者只能走一条路
先看一种很容易写出的段落:
文章写作包括内容、材料、读者、语言、媒介和修改。内容决定文章的中心,材料为内容提供支持,读者意识影响表达方式,语言关系到清楚与美感,媒介改变呈现形式,修改则提高文章质量。这六个方面相互联系,共同构成完整的写作过程。
句子没有明显错误,次序也很整齐。读到结尾,我们拥有的仍是开头那六行笔记,只是每行多了一个谓语。“相互联系”替联系本身占了位置,“完整”则在关系尚未建立时提前宣布完成。把第二句和第五句交换,段落几乎没有损失。
要单独检验次序,必须固定材料。下面两段逐字使用同样五句话,只调整出现先后。
甲:这篇文章最初有六个并列题目。任何两题换位,剩余内容都不受影响。局部清楚没有自动形成全文依赖。作者需要先辨认这些题目之间的关系。读者随后才能按某一先后取得这些关系。
乙:作者需要先辨认这些题目之间的关系。读者随后才能按某一先后取得这些关系。这篇文章最初有六个并列题目。任何两题换位,剩余内容都不受影响。局部清楚没有自动形成全文依赖。
甲先让故障发生,再引出处理办法,适合手里已有一叠笔记、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读者。乙先交出办法,直到第三句才说明它要解决什么;在一场已经以“怎样安排材料”为题的工作坊里,这个顺序未必有错。材料关系排除了随意乱序,却没有选出唯一正文。作者还要依据读者从哪里进入、此刻缺什么,在几条说得通的路线之间取舍。
作者在提纲里可以来回扫视:他知道第六节会返回第一节,也知道概念图只是第三节的辅助。读者初次打开页面时没有这种俯瞰。他先读到标题,再读第一句;他在某一刻能够使用的,只是已经出现的文字以及自己带来的知识。后来补上的限定,不能抹掉前文曾经诱发的判断,只能确认、修改或推翻它。
斯坦利·费什早期的读者反应研究把意义放回阅读的时间流。他追踪词语依次出现时,读者怎样形成句法和语义预期,又怎样在后文到来时经历落空、修正和反转。这里借用一个有限结论:相同材料换一个出现次序,读者经历的判断过程也会改变。费什所设的 informed reader 是受语言、语义和文学能力约束的理论位置,并非现实读者的实验平均。4
在这个结论之上,本文另作一项编辑安排:提纲既记“这一节放什么”,也记读者进来时暂时相信什么,离开时哪一项判断已经改变。导语让“局部正确不等于总体成篇”出现;第一节把内容从预先完成的物件改成可能在写作中修订的判断;第二节再说明修订受材料关系约束。若顺序倒过来,读者尚未接受内容会变化,材料关系便容易被读成资料管理技术。这是本文选择甲路线的理由,不归给费什。
本站原创分析图。灰色关系场表示作者能够同时查看的材料关系,深色线表示正文让读者依次取得的一条路径;未进入前景的节点仍然存在,图也不主张所有文章只有唯一走法。
这张图只把“同时掌握”和“依次取得”分开,不解释作者为何舍弃某个节点。理由仍要写在材料账本里:证据不足的关系应当放弃;可靠材料若把文章带向另一个问题,可以留待别篇。图上保留灰色节点,是为了不把“本篇没有采用”误画成“材料从未存在”。
阅读路径也不等于笔直的命题链。断片、蒙太奇和多声部文章可以让物件或声音反复回来,每次改变它与其他片段的关系。最低要求是这种改变依赖实际出现次序;若各片段任意换位,读者对中心判断毫无变化,本篇所谓路径便没有建立。非线性形式由此构成对直线论证的反例,却没有把“路径”放宽成任何重复都算。
甲路线进入段内以后,“任何两题换位,剩余内容都不受影响”必须先出现,“局部清楚没有自动形成全文依赖”才能成为有根据的推论。两句可以同处一段,也可以让前一句独立呈现故障;分段方式服从读者此刻需要先看见什么。
谋篇选出的先后,最终要由一句句中文承担。关系图可以写“反例限制结论”,句子却必须交代谁提出反例、它限制什么、结论究竟退到哪里;抽象次序将在这里取得行动者、程度和声音。
四、思想要在句子里取得轻重
现在再读开头:写作,就是把想说的话说清楚。
它好读,也好记。“写作”一落下,“就是”立即许诺定义;紧接着的“把”让受动作影响的对象提前出现,“想说的话”仿佛已经在手里;两个“说”前后照应,末尾的“清楚”干净收住。它的声音比它的判断更早完成。读者很容易在句号处感到问题已经解决。
若把意思写得更精确,可以改成:“分析性长文的内容,会在选择材料、辨认关系、安排次序、形成句子、进入页面和接受反馈的过程中继续生成。”信息多了,句子却像把六行目录重新装进一只长盒子。六个并列动作抢占注意,谁在选择、什么发生变化、变化为何发生,都退到名词后面。精确的词没有自动带来清楚的关系。
再改一句:“作者为材料安排次序时,也在改写自己原来想说的话。”行动者出现了,材料、次序和判断之间也有了方向。这句话没有覆盖整篇文章,却完成了一项可以检查的推论。若要继续说明语言、页面和反馈,交给后面的句子承担,反而比一次说全更可靠。
句子因此不是思想的透明容器。主动与被动决定谁承担行动,名词化会把过程压成仿佛早已存在的对象,程度副词规定作者愿意把判断说到多强,转折落点则告诉读者哪一部分应该留下。作者若写不清“谁使什么发生了变化”,问题可能不在词汇贫乏,而在因果关系还没有想定。此时继续换同义词,只会把含糊磨得更顺。
原句可以按气口读成“写作/就是/把/想说的/话/说清楚”。短促的“把”和“话”夹在几个双音组之间,两个“说”又把前后接上。若把“想说的话”换成“尚未完成的判断”,语义更接近全文,原有的回声和口语速度却消失了。词长没有独立于句法和用法的审美等级;改句只能问眼前这一拍把什么托起来,又让什么变重。
逗号也改变同一句话。“写作就是把……”一口作出断定;原句在主题后略停,后半句才给解释;改成冒号,又像准备列出操作。汉语眼动研究能够确认标点线索会与句法边界共同影响默读加工,无法替作者决定此处该停多久。5 作者要检查的是标点有没有把话题、动作和重音切在同一处。
声音还可能替判断制造一种过早的可靠感。一项关于陌生英语格言的实验发现,押韵版本得到更高的主观准确性评分,可理解度却没有显著差异。它不能直接制定中文散文规则,却留下了一项有效检查:一句话越像警句,越要拿掉对偶、押韵和漂亮收束,再看根据能否走到结论。6
前文那句“笔记已经清楚,文章还没有出现”也经得起这种检查。去掉节奏,剩下的判断是:各项笔记可以局部明确,却没有形成不可随意换位的依赖关系。这项推论已由六行笔记和后文改组承担,句子的整齐没有单独负责证明它。若背后的关系说不出来,这个段尾就该删掉,而不是因为悦耳被保留。
朗读可以检查修饰语落在哪个动作上,一口气里塞了多少次转向,长句的主语是否早已丢失。它查气口和句法;思想有没有变深,仍要回到材料与推理。默读时的回视也许来自值得停留的新关系,也许只是作者把关系挤坏了。停顿以后没有新的所得,那份阻力就应删去。
开头那句话仍值得保留,因为它呈现了一种熟悉的写作观,也给全文留下可供改写的起点。到这里,我们已经看见它的声音如何早于证据闭合,却还不知道它在整篇文章里执行什么动作:是一句操作承诺,还是一个等待检验的对象?句内分析回答不了这个问题,读者在它以前遇见的标题才可以。
五、文章离开作者以后
工作标题“写作的六个层面”会把开场白变成课程的总说明;现在的标题却让“思想尚未完成”先抵住“想说的话”,读者带着这处矛盾进入正文。句子还没改,入口已经重新分配了它的意思。
读者还可能从首页、订阅页或搜索结果进入,在手机上滑过概念图,点开脚注以后离开页面。文章离开作者的文件,正文之外的安排便开始参与阅读。
现在的题目还给正文提出一项证明义务:“发生”和“尚未完成”要求文章实际展示至少一次判断改变。若结尾无法交代这项变化,题目就只是一句吸引点击的反常识口号。
杰拉尔·热奈特把标题、封面、序言、注释等称为文本的门槛:它们安排作品以何种身份进入公共阅读,也涉及谁在什么位置向谁说话。网站题目、封面和脚注可以作这种门槛的数字类比;热奈特本人讨论的不是现代网页。7 页面内的封面跟随正文出现,社交平台把同一图像单独裁成分享卡以后,它面对的受众、上下文和责任已经变化。
本文封面也是本站原创概念图。零散墨迹在取舍、排列和回看中逐渐取得形状,支路仍未闭合。这幅图只为文章提供一个入口意象,不是写作过程的科学模型。
概念图也有自己的证据上限。第三节那张无字图可以让“同时可见的关系场”与“依次取得的路径”在一眼之间拉开;它没有说明灰点具体是什么,也无法证明哪条路线最佳。正文和图注必须给出对象与限度。若把承重推论塞进颜色、箭头或小字,手机缩放一次,论证便会从页面上消失。
注释执行另一种分工。弗劳尔与海斯的页码和研究方法若全部挤进正文,读者每走一步都要绕进书目;来源完全移走,借来的判断又会伪装成常识。脚注适合开放核查路径,正文仍须说清来源在此处改变了什么。缺了便无法理解中心论证的前提,必须留在正文里。
N. 凯瑟琳·海尔斯的媒介特定分析把注意力推进到电子文本的实际生成。读者看到的页面与产生页面的代码属于不同表示层;响应式布局、隐藏规则、链接和浏览器渲染若改变可见内容、次序或返回路径,实现方式便参与了文本。8
本文据此增加一项发布检查:在实际桌面和手机页面上查看题目、图注、脚注返回和双语图片次序。文件中的内容没有实际渲染出来,就没有抵达读者。这也意味着作者设想的路线必须交给另一个人实际走一遍;对方从标题开始取得了什么,第一次在哪里走向另一种理解,已经成为改稿的材料。
六、改稿从第一次分岔开始
这篇文章的第一次结构审核没有改任何句子。审核者只指出:六行笔记会自然长成六门学科巡礼。每节都可能写得充实,全文却仍是把研究成果依次陈列。问题出在第一段正文以前。
第一次修改没有增加第七个“整合层面”,而是让六行笔记围绕同一项判断发生作用。完成初稿以后,两位未参与写作的审读者又找到了更早的裂口。其中一位从范围说明读出了循环:文章先把对象定义成“会在写作中改判的长文”,后面当然只能得到写作使它改判。另一位第一次在导语碰到“判断”和“次序”时,不知道它们分别指中心结论还是局部意见、章节先后还是句内词序。
原稿声称用同样材料比较两种次序,实际却给较好版本偷偷增加了反例、因果和反馈。第四节谈完句子,第五节另开媒介话题,两节稍改过渡便能交换。
这些意见改变了本篇正在说的内容。范围现在按作者是否需要对可争论判断负责来划,不再预装“写作会改判”的结论;数学证明讲解作为相邻反例进入第一节。第三节固定五句话,只改顺序,并说明本文为什么选择问题先行的路线。第四节最后让同一句话在两个标题下取得不同作用,第五节才成为真实阅读入口,而非附加的平台常识。
这就是“第一次分岔”可以处理的故障。作者在每节开工前写下两件事:预期读者进来时暂时怎样理解,离开时哪一项判断应已改变。试读者或独立审核者无需替作者改文,只要复述自己实际得到的内容,并指出第一次无法继续、误认对象或不知一句话为何出现的位置。双方最早出现差异的地方,就是当前候选修改点。
候选位置还不是病因。读者若在第三节看不懂概念图,作者先检查图注是否缺对象;对象已经说清,就回看图前的两种次序有没有建立“关系场”和“阅读路径”的区别;区别本身仍空泛,问题还要退回第二节,看所谓关系是否只是换了一批名称。修改从最早的上游缺口开始,再沿正文向后检查哪些句子失去前提,哪些复现不再具有新功能。
这种做法也避免了两种常见的改稿冲动。逐句润色会把结构错误变得更流畅,大幅重写则可能连已经成立的部分一并抹去。定位第一次分岔以后,作者只改足以修复上游关系的最小单位;改动若改变中心判断,再重开全文审核。所谓“最小”不是字数最少,而是没有把责任推给下游句子的那一次修改。
南希·萨默斯对学生作者与有经验成人作者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。研究中的学生作者常把意义视为已经完成,修改因而集中在换词、删冗和句面清理;有经验作者更常寻找全文的形状与比例,让局部增加、删除和重排服从仍在变化的整体。这项四十人的个案研究不负责证明经验必然带来好文章;它说明的是,改动发生在句子层面,仍可服务于全文正在改变的形状。9
“第一次分岔”不是萨默斯、费什或认知心理学里的既有术语,而是本文从自身失败中整理出的编辑办法。修改以后,同一位试读者已经能够分清对象、跟上论证,也能说明各节为何不能换位。另一位审读者也能说清本文范围,辨认次序示范和概念图的作用,并跟上反馈回路。这两次阅读只检验眼前这份稿子,不能证明这套办法在别处也同样有效。若误解来自正文无法合理补入的背景,作者仍须标明受众边界;若多位目标读者停在同一处,文本还要重新接受检查。
改稿到这里形成了一次回路。作者原以为自己有六项内容,只需分别写清;结构审核迫使他改变内容之间的关系;关系改变了章节次序,也改变了开头句和题目能承担的意思。写作没有替预先完成的思想抛光,它留下了思想变化的轨迹。
一篇文章总会有交稿、发布或存档的时刻。作者在这里暂时停止修改,是因为对象已经明确,证据足以核查,目标读者也能重建中心判断。新材料仍可能重开判断,媒介迁移也可能破坏原来的路线。完成给思想一个公共形状,没有替它取得最后答案。
现在,开头那句话可以原样回来。“想说的话”指向一个随材料、成句和审读逐渐成形的判断;“清楚”要求读者能够恢复这项判断凭什么成立,又在哪里可能改变。原句的语法依然把“话”写成拿在手里的对象。这个缺口被保留下来,提醒我们日常定义可以好用而不完备,句号也只是这一次修改停下来的地方。
写作,就是把想说的话说清楚。
Footnotes
-
Linda Flower and John R. Hayes, “A Cognitive Process Theory of Writing,”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32(4), 1981, pp. 365—387,尤其是 pp. 366—369、378—386。论文使用协议分析,并把自身理论称为后续研究的工作起点。 ↩
-
Carl Bereiter and Marlene Scardamalia, The Psychology of Written Composition,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, 1987, Chapter 1, pp. 7—13、27—30。 ↩
-
Stephen E. Toulmin, The Uses of Argument, updated ed.,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03, Chapter III, pp. 89—100。 ↩
-
Stanley E. Fish, “Literature in the Reader: Affective Stylistics,” New Literary History 2(1), 1970, pp. 123—128、141—147。Fish 后来对这篇早期论文的部分说法有所保留。 ↩
-
Guiying Ren and Yufang Yang, “Syntactic Boundaries and Comma Placement during Silent Reading of Chinese Sentences,” Journal of Research in Reading 33(2), 2010, pp. 168—177。实验比较词、短语和分句边界处有无逗号的受控中文句子。 ↩
-
Matthew S. McGlone and Jessica Tofighbakhsh, “The Keats Heuristic: Rhyme as Reason in Aphorism Interpretation,” Poetics 26(4), 1999, pp. 235—244,实验设计与结果见 pp. 238—239。 ↩
-
Gérard Genette, Paratexts: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, trans. Jane E. Lewin,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7, Introduction, pp. 1—12。 ↩
-
N. Katherine Hayles, “Print Is Flat, Code Is Deep: The Importance of Media-Specific Analysis,” Poetics Today 25(1), 2004, pp. 67—90,尤其是 pp. 67—84。 ↩
-
Nancy Sommers, “Revision Strategies of Student Writers and Experienced Adult Writers,”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31(4), 1980, pp. 378—388;四十人的研究设计见 p. 380,修改差异见 pp. 380—387。 ↩